“连续忙了4天,总算把14亩水稻全部收割完了。这少说也得有5000多公斤吧。”8月30日,忠县官坝镇三峰村5组村民曾先高望着家里堆成小山的谷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1982年土地刚下放到户时,曾先高一家三口人,分得5亩多田地。种庄稼,除去各种成本,就是毛多肉少,再加上每年七八月份必须上缴300多元农业税,一家人的日子始终过得有些寒酸。当时,他家一间土墙房,几片破瓦,一张摇摇晃晃的床和几块乱石头砌起来的灶台,是全部家当。年轻的曾先高很想凭一身劳力,多种土地多产粮。可是一想起收入太少,总是没劲。几年后,村里很多年轻劳动力纷纷外出广东、沿海一带打工,有户人家想把土地拿出来给曾先高种。曾先高知道没有多大搞头,但为了一家的生活能好点,还是勉强应允下来。这一种就是10多年。每年虽然粮食产得多些,但每年上缴600余元的农业税。他感到再种多少地,也难以致富。“2005年,全国开始减免农业税,我是高兴得觉都睡不着。”曾先高激动地说,“我10亩土地每年节约600多元的农业税,如果再做20亩、30亩……这就不是小数目了。”取消农业税后,他把致富的目光盯在了土地上,“凡是村里哪家不愿做的土地,我都愿意去种。”如今。他已种了18亩土地。“你别看我种这么多土地,我现在干活,感觉比过去有劲得多。”曾先高说。2006年,曾先高打听到县农机局在拔山、新立一带推广耕田机、插秧机、打谷机,不但干活快,而且十分省力。几个月后,他就把这几种机器全部买回了家。最近几天,曾先高又在谋划,准备买一台联合收割机。(忠县新闻网)

新华网哈尔滨3月30日电(记者程子龙、邹大鹏)
日前,黑龙江省桦川县苏家甸镇朱家村350户村民联合画押,要求分种村里近万亩“机动地”。村民反映,该村严重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机动地面积几乎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50%,一些村领导视土地为己有,随意发包敛财,机动地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黑洞。大量土地成为“村里的私产”

2005年,中国政府反哺”三农”力度加大:农村税费改革等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传统的农业税即将终结;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义务教育免收杂费和书本费……各种惠农政策沐浴着农民。农业税免了,农民笑了
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扁担沟镇副镇长马建云说,曾经因为缴税,部分农民负债累累。四川省通江县诺水河镇宝光山村村民张志理,给记者看他家每年上缴农业税的单子,仅1999年他家就要上交各种税款2000多元。为完税他不得不四处借款。”一屁股的债,谈何发展?”张志理说。
而今,农民将告别农业税,还将享受许多惠农政策。
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过去因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成为贵州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更龚组瑶族同胞陆家生说,前年,他一家6口上缴农业税80多元,去年只有30元,今年全部取消了。他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一笔收入账,除了传统农业保住一家口粮外,还发展了鸡、猪、牛等副业,空闲时还到县里打打零工,一年收入至少有四五千元。
地处我国扬黄灌区的宁夏吴忠市扁担沟镇,由于土地次生盐渍化较重,土地撂荒现象较为严重。据统计,2003年全镇共有8000亩土地被撂荒。而今年7000多亩弃耕地重新得到耕种。什么原因让农民的种地热情高涨?面对记者提问,扁担沟村五组农民刘永胜扑哧一声笑了:”因为种地国家不收钱,还要给不少钱呗!”他喜不自禁地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每亩地粮食直补12元、良种和化肥补贴5.56元,再加上每亩地免收的21.46元农业税,他家25亩田总计可得近千元,人均超过240元。在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下,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年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拿出2亿多元资金补贴种粮农民。
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昌来说,免征农业税,取消农民各种不合理负担,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是破天荒的里程碑式事件。孩子上学不交钱,农民乐了
今秋新学年开始时,宁夏海原县蒿川乡韩套中心小学的教室里,11岁回族女孩马自兰终于如愿以偿地踏进了梦想已久的学校大门,这得益于国家”两免一补”政策。
从2005年春季开学起,国家对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中小学生实行免杂费、免书本费、对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让更多贫困孩子走进课堂。
“两免一补”政策实施,贵州今年有186万农村贫困学生顺利入学。从2006年起,省级财政每年将投入1.6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免除杂费和寄宿生生活补贴。宁夏义务教育阶段55.7%的学生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全自治区有8140名失学、辍学儿童沐浴到免费义务教育的阳光。
据国家民委的信息,中央财政安排的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规模逐年增加,从2001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1.7亿元,中西部地区今年享受教科书的中小学生人数由2004年的2400万名增至约3000万名。
李昌来说,长期以来,农民上交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出处。农村税费改革后,这一渠道被掐断,致使本来就”贫血”的农村教育,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几乎陷入绝境。没有投入,教师留不住、教学设施设备无钱添置、危房校舍无力修建等问题成了拦路虎,许多农村适龄儿童被拒之校门,一些贫困村寨进入学堂的孩子寥寥无几。没有文化,脱贫致富永远成了农民的梦想。
贵州省望漠县打尖办事处打尖村165户、477人中,读过初中的仅有3人。今年68岁高龄的王奶望水说:”我有5个儿子,没有一个念过书。我受了一辈子的穷,儿子这辈还是穷,下一辈不能再这样了。”她14岁的甥女王望水今年正在读初中。听说今后孩子上学的学费全免,老人脸上荡漾起春天般灿烂的笑容。
教育部今年8月29日宣布,”十一五”期间,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干群关系好了,农民收入多了
李昌来说,随着农村各项综合改革的推进,乡村干部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变过去的直接干预生产、催粮要款为向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转变。农村基层乡政府也正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变,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
在农村走访,记者明显感到:干群关系拉近了,农村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业的发展后劲增强了。
宁夏吴忠市扁担沟镇前几年曾因群众抱怨、干部发愁而远近闻名。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村干部不再向农民催粮要款,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办实事为农民排忧解难了,原本紧张的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今年全镇粮食增产,林果丰收,养殖业持续发展,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上年净增300多元。镇党委书记徐广堂高兴地说:”自1990年扁担沟镇成立以来,今年首次出现群众零上访。”
贵州省兴义市顶效开发区绿化村400多户村民,在村主任杨明权带领下种植桃树,几年时间,种植面积由几十亩发展到2万多亩,今年8000多亩挂果,销售收入就达360万元。为了帮助村民销售桃子,村里组建了桃业公司,从引种、种植、收购、销售提供一条龙服务。由于引进的是优良品种,一斤桃子市场价就卖到4元多。布依族村民陈永美告诉记者:”不是村主任的指引,我们哪有今天的富裕。”今年她家种了15亩桃树,还未全部挂果就已经收入6000多元。
记者在村里看到,一座座新瓦房点缀在桃林间,一条条水泥路直拉到村民家中……
来源:新华网

朱家村有近万亩耕地没有参加土地承包。刘义学等村民给记者讲了这块地的来历:上世纪70年代朱家村派民工开垦村边东甸子,开垦后归生产队耕种。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涨水和洪涝灾害该片土地被搁置,1983年村里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这块地没被算在内。后来这块地又被村民重新开垦。1994年,这块近万亩土地由村里统一治理,费用打到本村债务中由村民分摊,1995年,村里首次面向村民公开发包。但1998年在村里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仍然没有把这片地分包给村民,一直到现在这块面积为9674.6亩的耕地还是由村里随意支配并发包,成了“村里的私产”。

村民徐国发说,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机动地比例不准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但朱家村这块近万亩的耕地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机动地”,再加上村里公开的700多亩机动地,几乎占了总耕地面积21900多亩的50%。

近万亩耕地为何没有进入第二轮土地承包而成为村里“事实上的机动地”呢?记者得到了四种不同说法。村支书王福元说,当时有的地是村民个人开垦,上面没有政策村里不敢发包;村委会主任王训峰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这些地的发包合同已经续签出去了,所以没法分包给村民;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说,因为当时这块地是国有,没有确认为集体的,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又是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基数为基础的。而村民徐国发等人却认为,这是个别乡村干部胆大妄为,把近万亩的土地“昧”下,从而私下发包赚钱。

“土地承包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人买卖”

朱家村村支书王福元和村委会主任王训峰都告诉记者,土地发包时都是公开的,并召开村民委员会和党员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但村民却告诉记者,村里近万亩机动地除1995年是惟一一次面向村民公开发包外,以后全是村里“老三位”(村支书、村主任、会计)暗箱操作,由个别村干部私下发包。发包的田亩数量、价格、年限、续包合同情况、钱款总数甚至去向他们一概不知。

村民高凤云说,他曾当过村里的出纳员,可村里机动地的发包合同从来都不给他看。村民刘义学说,村支书王福元上任四年,从没公开过什么村务,村民想看看村里的往来账都看不到。直到2004年他们找到了一个副县长,才看到了村里的有关土地发包合同。

村民徐国发等人说,“土地承包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人买卖。”

“机动地”后面的利益黑洞

350户村民要求分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机动地过多,滋生了腐败和变相贪污。

村民刘义学说,“黑地”和“差价”是村官以机动地谋取私利的主要手段。他说,2001年以来,一部分承包人实际所种土地面积大于合同规定的承包面积。关于“黑地”的说法记者在苏家甸镇经管站得到了证实。经管站主任张宝提供的两个数字表明:2003年经过丈量,朱家村承包出去的9674.6亩地,所签合同却为7538.8亩。对此,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说,没签进合同的地是承包者私自拓的荒,而桦川县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季福华却告诉记者,自1998年以后,这些包出去的地都是“熟地”,已经没有拓荒的余地了。村民不解,那么多“黑地”承包出去,到底谁得到了利益?

村民徐国发说,村官把地低价承包出去,这里面“差价”更大。虽说现在粮食涨价,地价也随着涨,但前些年的平均地价至少应为每15亩1500-2000元每年,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土地的价格仅为500元每年。村委会主任王训峰向记者承认,从1996年到现在,这些地平均发包价格应为1200元。村民按照王训峰说的地价和所签合同给记者算了笔账:村里理应收入482.48万元的土地发包款,如果按照实际土地面积9674.6亩算,应为619.17万元。那么村里是否收入这么多钱,村委会主任王训峰给记者的答复是:都以地顶债了。但当记者问到这些年到底顶了村里多少债务时,王训峰表示不清楚。

朱家村近万亩土地近几年不断地续签发包合同,记者在苏家甸镇经管站的相关账目上看到,该村有部分耕地的发包合同甚至签到了2016年。村民认为,村里不断地续签合同,就是想让村民永远都不能分种土地,使这块土地的利益永远为个人支配。

村干部分明在“逼哑巴说话”

村民张凤龙说,除了“机动地”以外,朱家村村干部在别的村务上也乱搞一气,而且村务不透明。他说,2003年村委会主任在村民议事会上讲,上面给投钱,在村里建自来水工程。而实际上上面根本没给钱,后来村里只能以1200亩地抵押5年的巨大代价顶了12万元的一期工程款,而村民见到的只是一个水罐和渗水井,他们担心二期工程还要在他们身上割肉。

村民苏仲波说,2003年,上面按受灾情况给朱家村的农业税政策是只收60%,而实际上村里却向村民收了75%。对此,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向记者表示,镇里已经派人查了,并收缴了村里多收的部分,打算上缴县里。村民不解的是,本应先减后征的农业税,为什么要多征后再上缴县里呢?

村民高立辉说,1998年,村里把他卖稻子的钱顶了村里应上缴的农业税,一直到现在都6年了,还没给他。村民张凤龙说,“我们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绝不轻易闹事的人,可是村干部这些行为分明是在逼哑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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